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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走在南昌路上，車水馬龍，行人匆匆。上班路上的白領們是否會想起，在1924年，毛澤東也是沿著這條路“上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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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中國工人運動的發源地之一，是一座紅色之城。屬於這座城市的紅色記憶，藏在黃浦江畔的倉庫堆棧中，藏在古老深邃的老弄堂裡，甚至在車水馬龍的鬧市也有90多年前先輩們走過的足跡。尋訪紅色記憶，也是尋找這座城市的底蘊和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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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漁陽裡2號，即今天南昌路100弄，有一座百年老房。房子坐北朝南，外觀仍舊保持灰色，門上雕刻的花紋隱約可見。目前這幢房子為普通的居民住宅，住戶一傢已在此住瞭近40年。老居民告訴記者，這座老房其實是《新青年》編輯部舊址，陳獨秀曾居住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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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路100弄，過去叫老漁陽裡，沒有醒目的招牌，隱匿在南昌路100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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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如今為普通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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墻上的銘牌揭示著它的過去。
新思維需要傳播，報紙是主要途徑。在老漁陽裡2號，從全國各地發來的稿子匯集於此，進行編輯、印刷和出版，《新青年》每期發行一萬份，它們被送到上海郵政局，通過火車運往全國各地，其中就包括長沙。
毛澤東初次在《新青年》上撰文是1917年，文章題目是《體育之研究》。1918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圖書助理員時閱讀瞭當時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佈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開始思考中國是否能吸收蘇俄的經驗。18個月以後的1920年5月，毛澤東來到上海，蟄居在靜安區安義路63號的一座房子裡。那年夏天，他在這裡思考中國的出路，最後他得出瞭一個結論：“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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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義路63號毛澤東故居，古色古香的磚木結構海派民居在摩天大樓的包圍中格外顯眼。
如今，這座室內空間僅80平方米的磚木結構兩層石庫門建築，在鬧市的車水馬龍以及旁邊甲級樓宇嘉裡中心的包圍下，顯得別有一番古色古香的韻味。舊居在1959年被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後，曾舉辦過專題展覽對外開放，此後又一度關閉，自2013年12月修繕一新後正式向公眾免費開放。
今天走在南昌路上，車水馬龍，行人匆匆。上班路上的白領們是否會想起，在1924年，毛澤東也是沿著這條路“上班”的。當時他住在甲秀裡，每天到南昌路的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南昌路100弄裡住著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孫中山先生也住在附近，他們倆曾相約一起去給工人做演講。如今南昌路上這些名人居住過的石庫門、老洋房，都變成瞭時尚小店，賣一些上海懷舊歲月的小玩意老古董，在這些潮流小店之間，是充滿煙火氣息的豆漿油條、小籠生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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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南昌路，低調而不失文藝氣質。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興業路76號舉行，此後，共產黨人脫下身上的長袍和西裝，走向上海北部的紡織廠、走向黃浦江碼頭，喚醒廣大勞動人民，激發出他們身上改變中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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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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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年前，浦東陸傢嘴所在的地方還是一片農田，江邊滿是工廠和倉庫。1921年7月20日下午，當中共“一大”正在黃浦江對岸召開期間，陸傢嘴的英美煙卷廠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為反抗克扣工人工資與毆打工人的外國監工而憤然發起大罷工，這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初次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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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位於浦東民生碼頭的巨型筒倉，曾是亞洲最大糧倉。
坐落在成都北路高架橋下新閘路路口的一棟青灰色的石庫門老房子，就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舊址陳列館，陳列館內，有一封工人的聯名請願書，呼籲北洋政府保護勞動者權益。帶頭署名的是一位共產黨人鄧中夏。在90多年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便與工人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當時，國人尚在朦朦朧朧的睜眼之際，而上海已是“世界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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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舊址紀念館。
外灘碼頭的船舶來來往往，沿著黃浦江和蘇州河的工廠鱗次櫛比。自甲午戰爭清政府簽署《馬關條約》後，包括上海在內的中國港口向世界敞開瞭大門。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傢蜂擁而至，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寬松的監管，讓外商得以大量在中國設廠，無底線地剝削工人。
當時中國的工人不僅工資低廉，而且文化生活匱乏。共產黨人認為要幫助工人階級崛起，必先提高其文化水平。位於普陀區武寧路71號的滬西工人文化宮，就是為紀念一個早期工人組織“滬西工友俱樂部”而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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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滬西工人文化宮。 黃尖尖 攝
昔日的西宮有影劇場、圖書館、閱覽室、遊泳池、溜冰場及多種電子遊藝設施，是個名副其實的工人樂園。如今重返舊地，不少老工人感慨，那種記憶再也尋不回瞭。西宮東面的小商品市場和武寧路沿線店面已被全部拆除，那傢營業瞭21年、遠近馳名的“實惠點心店”在去年6月告別老街坊，搬到瞭蘭溪路新店。西宮經過改造以後，將新建市工人文化宮，建設成一個集文化、體育、休閑功能於一體的市級重大文化設施。
在普陀，除瞭西宮，還有紡織廠聚集的蘇州河“小沙渡”，許多著名領導人在這裡發表演講。而就在其中一個紡織廠——上海日商內外棉七廠，發生瞭一件標志著工人運動重大轉折的事件，並直接成為“五卅運動”的導火索。
1925年5月15日，日本資本傢槍殺瞭年僅20歲的工人鬥爭領袖顧正紅，他的犧牲，激起全市各界公憤，一萬多人參加瞭他的追悼會。一周後，更大規模的針對外國列強的抗議運動爆發，5月30日，100多名示威者遭逮捕，公共租界的英國巡捕開槍，導致13人死亡，數十人重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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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澳門路的顧正紅紀念館。 黃尖尖 攝
如今，每年都有來自各地的人們一批一批地來到位於普陀區澳門路的顧正紅紀念館瞻仰。展館右後方有一片隱秘安靜的草地，上面樹立著一塊紀念碑，碑前綠樹成蔭、繁花盛開，這就是顧正紅當年殉難的地方。“五卅慘案”點燃瞭全中國，工人、學生、普通市民聯合起來反抗外國勢力，在抗議軟弱的軍閥政府無法保護他們的權利的同時，共產黨的支持率直線上升，從1924年不足千人，一年後壯大到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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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21日至4月12日，是上海歷史上波瀾壯闊又神秘復雜的三個星期。一名法國著名作傢安德烈·馬爾羅以此為背景創作瞭小說《人的命運》，其中的主要角色就是以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為原型創作的。那一年，外灘海關大樓仍在建設當中，卻見證瞭這個不平凡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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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外灘萬國建築群。 黃尖尖 攝
“城外，北伐軍在前進，步槍上閃爍著雨滴的微光，開往粉紅的夜上海……城內，陣地已經偵查，射擊點已經標出，整個城市已成為被瞄準的獵物。”——安德烈·馬爾羅《人的命運》
那是1927年，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在磕磕碰碰中走進第四個年頭。當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正準備攻打上海，周恩來作為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已經從廣東秘密進入上海，準備發動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同從南方打過來的蔣介石部隊裡應外合。
1927年3月21日早晨，北伐軍已經攻占龍華，周恩來立即發出瞭工人武裝起義的命令。中午，上海總工會下達瞭總同盟罷工令。位於楊樹浦的32傢工廠、8.53萬工人當即響應，到下午時，楊樹浦的罷台中包通馬桶工人數已達到10萬，並成立瞭滬東工人糾察隊，在徐航安等的帶領下，向軍閥據守的閘北進發。在天通庵車站，工人糾察隊與從前線上下來的孫傳芳部隊迎面相遇，敵人用機槍掃射，工人們奮勇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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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上海工人糾察隊。
起義隊伍中還有一支大軍是由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工人組成。他們攻克瞭直魯聯軍盤踞的東方圖書館，並在這裡建立瞭起義的閘北總指揮部。如今的東方圖書館遺址在寶山路584號的上海市市北職業高級中學內。校舍環抱的綠地裡豎立著一塊“上海文物紀念地”石碑，校園內的學生和經過的路人來來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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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圖書館是東方文化寶庫，藏書規模曾為全國之最，1932年毀於日軍炮火下。
3月22日下午6時，經過30多小時的鏖戰，起義工人攻占上海北站，消滅瞭閘北最後據點。如今在靜安區天目東路寶山路口，昔日的上海火車北站已變成上海鐵路博物館。室外的廣場展區營造瞭一個早期鐵路火車站的場景，笨重的蒸汽機車和木結構的月臺雨棚顯得飽經歲月滄桑。博物館主樓按原比例80%，重現瞭具有英式古典建築風格的上海老北站原樣，於2004年8月上海鐵路局建局55周年之際建成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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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上海火車北站已變成上海鐵路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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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上海，人們可以搭乘便捷的交通工具到任何地方，沒有路障，沒有隔斷，沒有禁區。但在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情況卻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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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2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以後，上海有瞭第一塊租界。租界不受中國政府管轄，行政、稅收、警務獨立。在此後一百年間，位於上海市中心的租界將這座城市一分為二。
由於上海當時特殊的城市佈局，直到今天，關於這次武裝起義的諸多細節依然是一個個謎題：工人掌握的武器從何而來？各個分散的戰鬥點是如何相互聯絡的？周恩來和軍事委員會是怎樣穿越市區去指揮戰鬥的？眾多問題留待後世去解答，但是結果毋庸置疑，工人勝利瞭。
1927年3月22日，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成立。如今在黃浦區的蓬萊路171號，有一幢西班牙風格的建築分外引人註目，過往的行人都知道這裡是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辦公地，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裡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的辦公地。然而，這個政府隻存在瞭短短20多天，就被一場反革命政變斷送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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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舊址，現在歸黃浦公安分局所用。
1927年4月12日凌晨四點，臨時政府成立第三周，上海各地同時爆發槍戰，襲擊者身穿工人便裝，隻有白底黑字的“工”字臂章能夠辨識，這些人從租界各處出發，持槍沖入上海工人糾察隊在閘北的總部和各區的分駐地。所有工人糾察隊的武器被清繳，抵抗者非死即傷，當夜有約6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這些襲擊者是誰？又是誰給他們發出瞭命令？
蔣介石是在1927年3月26日抵達上海的，當時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已經成立。外界以為蔣介石也接受瞭這一事實，他甚至給上海市總工會送去瞭自己書寫的“共同奮鬥”題詞。但老蔣有自己的盤算。
蔣介石來上海的第一天便申請瞭進入租界通行證，然後又向上海銀行公會借瞭一筆三百萬元的款項。四月的一天，上海青幫大佬杜月笙與租界的工部局總裁費信惇見面，要求法租界支援他五千支搶，並允許他穿越公共租界，把武器運到中國地界。蔣介石向銀行公會借錢，向租界借路，向青幫借人，目的隻有一個——“和共產黨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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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12政變”後，國民黨強力鎮壓，工人受到壓迫。對於共產黨人來說，上海還是可留之地嗎？但是，曾短暫遷往武漢的中共臨時中央，最後還是選擇遷回上海，因為這裡有強大的工人力量，還有深植於民眾中間的黨的組織系統。
位於雲南中路上著名的天蟾舞臺，曾是上海鬧市區，舞臺旁邊有樓梯直通向二樓的房間，這是一處秘密的中央機關。常來這裡工作的有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鄧小平。如遭遇警察突襲的緊急情況，參會的人員都可以通過相連的背後通道混入劇場中的人流，迅速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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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天蟾大舞臺每晚上演著傳統戲曲。
一個經營著土佈生意、名為“福興”的商號，也是中共臨時的中央秘密機關，由老板熊瑾玎和湖南籍女黨員朱端綬打理，這對假扮的夫婦日久生情，後來結合為革命夫妻。朱端綬到上海時隻有20歲，在這個花花世界裡，她沒有看過一場電影、逛過一次馬路，她隻知道如何保護好黨中央的秘密機關。在她細心、周密的防范下，福興商號在血雨腥風中安然存在瞭三年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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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黨內有大量的高級幹部聚集上海，生活與工作都冒著生命危險。陳獨秀長子陳延年在山陰路被捕，工人領袖趙世炎在四川北路被捕，羅亦農在江寧路被捕，惲代英在楊樹浦許昌路被殺，鄧中夏在南昌路被殺……共產黨員人數銳減。面對殘酷的鎮壓和犧牲，部分黨內領導人開始探索將革命的重心轉向農村的可能性。毛澤東是領悟這個道理的第一人。
從上海南下到廣東汕頭，再折轉到江西瑞金中共蘇區，是無數共產黨人實現從城市轉移到農村所走過的路。上海與瑞金相隔千裡，但上海的作用沒有削弱。在新昌路99號，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日夜工作，把共產黨的傳單發放到全國各地。
繁華的南京西路上，由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設計的國際飯店曾以“遠東第一高樓”的美名代表著上海的高度。國際飯店於1934年12月正式開門迎客，同一年，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實施戰略轉移，踏上長征之路。15年後，當上海市民一朝醒來，發現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們在國際飯店門外靠墻而眠，露宿街頭，那一天，上海解放瞭，一個新的時代正式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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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上海解放瞭，解放軍嚴格遵守入城紀律，戰士們露宿街頭，在人民中贏得瞭極大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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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國際飯店已成為上海城市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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